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隴東民團軍的兵運工作

國民黨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中國革命處于低潮。在中國革命出現嚴重危機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提出了領導工人、農民開展武裝斗爭，加強軍隊和士兵工作的要求。

為了貫徹八七會議精神，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陜西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接受中央“八七”決議案及其指示之決議案》《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農民斗爭決議案》《軍事運動決議案》等文件，強調了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重要性，確定了掌握武裝力量，組織革命的兵變目標任務。從1927年10月到1928年夏，中共陜西省委組織的“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旬邑起義”失敗，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的武裝力量基本損失殆盡。在這種情況下，用兵運斗爭方式創建西北紅軍就成為共產黨人面臨的急迫任務。劉志丹是黨在西北從事兵運工作的杰出領導者之一，其兵運工作對西北紅軍的創建產生了深遠影響。

劉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陜西保安（今志丹）縣金湯鎮。1922年考入榆林中學，受革命思想影響，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初，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炮兵科學習。同年秋畢業，隨軍東征。是年冬，劉志丹奉命前往國民軍聯軍第四路軍馬鴻逵部開展兵運工作，任黨代表兼政治處長。1928年5月，劉志丹領導了渭華起義。起義失敗后，劉志丹繼續在陜甘地區領導開展兵運工作。1929年2月，陜北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明確指出：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派黨員到白軍中去爭取武裝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4月，陜北特委又在榆林紅石峽召開會議，研究加強武裝斗爭的問題。提出了“變敵人武裝為革命武裝”的主要觀點，通過了開展武裝斗爭的三種形式：白色——派共產黨員在國民黨軍隊及民團中開展兵運工作；灰色——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力量；紅色——發動組織工農武裝，建立黨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會議決定劉志丹接任陜北特委軍委書記。會后，劉志丹、謝子長借助陜甘軍閥擴充實力的機會，組織黨團員和革命骨干打入軍閥部隊，準備再次起義，創建紅軍。

1930年初，劉志丹赴南梁一帶進行社會調查，深入了解哥老會和民間武裝的情況。不久，劉志丹、謝子長等人打入寧夏騎兵第四師蘇雨生部開展兵運工作。當時，蘇雨生正在擴充實力，委派謝子長為第十旅旅長，劉志丹為第八旅十六團中校副團長。后來，中共陜北特委軍委又派張秀山、高鵬飛、李樹林、賀晉年、郝懷仁等一批共產黨員打入蘇雨生部。他們在劉志丹、謝子長的帶領下，在蘇雨生部利用公開身份安插了由陜北地方黨組織選送的以黨員為主的學生兵近300名，在共產黨員張東皎任團長的八旅十五團成立了“學兵隊”，擴大了革命力量，培養了大批革命軍事干部，在以后的靖遠起義和西華池起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打入蘇雨生部不久，劉志丹、謝子長組織召開了曹又參、張東皎、牛化東、高崗、劉約三等33人參加的黨員會議，認真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蘇雨生與馬鴻逵的矛盾已是一觸即發，決定蘇、馬一旦開戰，他們便帶領受共產黨控制的各部隊回轉陜北和慶陽一帶，以擴兵為名，發展壯大革命武裝。不久，蘇雨生在寧夏兵敗，投靠了陜西的楊虎城，劉志丹離開了寧夏。

三道川事件

劉志丹離開寧夏后，謝子長脫離蘇雨生部，帶第十旅部屬數十人轉移到金湯鎮，與劉志丹共謀前往慶陽隴東民團軍總司令譚世麟部開展兵運工作。同時，在敵人力量薄弱的陜甘寧邊界地區，收攏逃避敵人追捕的黨團員和革命者，爭取民團、哥老會和民間武裝，開展革命活動。

1930年7月，謝子長派去宜川縣后九殿山寨楊庚武部活動的閻紅彥、雷恩均，帶領他們拉出的周維祺營抵達金湯鎮附近，與謝子長部以及脫離了軍閥蘇雨生、投靠譚世麟的張廷芝、張廷祥部會合。隨后，劉志丹、謝子長帶領這幾支部隊，一同開赴與陜西吳起交界處的甘肅慶陽三道川，欲在譚世麟部“掛名建軍”。

會聚三道川后，謝子長出任譚世麟隴東民團軍“清鄉”司令部直屬第三團團長，楊樹榮、馬云澤任團副。劉志丹仍擔任騎兵第六營營長，張廷芝和周維奇分別任其他兩個營的營長。

部隊整編后，應譚世麟邀請，劉志丹帶楊樹榮等幾名共產黨員，前往慶陽城的隴東民團軍司令部，“幫助”譚世麟整訓民團軍，借機迷惑敵人。謝子長則率領新組建的部隊在三道川加緊整訓，準備發動起義，建立工農紅軍。

張廷芝見周維祺營人多槍好，便起了吞并這支武裝的企圖。8月，周維祺不顧對張廷芝父子吞并周部的險惡陰謀有所察覺的謝子長等人的反對，執意帶領部屬和閻紅彥等人，跟隨張廷芝去寧夏下馬關幫其收羅舊部。折返途經三邊安邊堡時，張氏父子以慶功洗塵為名，合謀上演“鴻門宴”，繳了閻紅彥及其所帶騎兵的槍械，并予扣押，將周維祺營70多人全部繳械。隨即，張氏父子派百余騎兵直撲三道川，突襲了猝不及防的謝子長團部和劉志丹的第一營，使剛組建起來的隊伍遭到嚴重損失，部隊被打散，謝子長脫險回到保安后，與從慶陽返回的劉志丹結伴前往綏德、米脂一帶，尋找中共陜北特委。

三道川事件后，劉志丹、謝子長并未氣餒，反而愈挫愈奮。他們在總結三道川事件深刻教訓時，認識到搞武裝斗爭，不直接掌握軍隊是不行的。在創建革命軍隊的過程中，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爭取一些條件，無疑是正確的。但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根本途徑是要創造為我黨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因此，也更加堅定了劉志丹、謝子長獨立建軍的決心。

［摘自《中國共產黨慶陽歷史》第一卷（192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