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農歷九月，在毛澤東同志率領下，舉世矚目的長征紅軍經過我的家鄉鎮原縣武溝鄉孟莊村，攻破負隅頑抗的惡霸地主劉杰的土圍子，擊斃其子劉繼元（馬步青部副官，當時在家），活捉劉杰（后在環縣玄城溝處決），沒收其財產和糧食，除補充部隊給養外，全部分給貧苦農民。這在受盡封建軍閥匪盜、地主惡霸欺壓蹂躪的偏僻山村，成為廣大群眾難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的事實。我們從紅軍的革命宣傳和實際行動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于是，群眾竭盡其力，踴躍捐助糧草，主動為紅軍帶路，趕毛驢幫助運輸，把紅軍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在長征紅軍經過的第二天，農歷九月十三下午，我和哥哥林周、三弟倉周三人正在打麥場上碾麥子，忽從遠處傳來急促的呼喊聲。我們放下手中的活，跑到場邊，環顧四周，發現西邊二百多米遠的地方有兩個人向我們跑來，看樣子他們已經精疲力盡，跌跌撞撞，慌慌張張，跑起來腿腳很不靈活。走近時，我清楚地看到他們衣衫襤褸，瘦弱矮小，還扎著綁腿。在他們來路的后邊，隱隱約約有幾個人吆三喝四地追趕而來。很明顯，這被追趕著的肯定是昨天長征掉隊的紅軍戰士。我著急地說：“怎么辦？”林周哥毫不猶豫地說：“想辦法搭救他們。”說著，他和倉周幾步趕到路邊，迎面拉住兩個小戰士，拽進場里，用麥草掩蓋起來，偽裝好以后，他倆坐在場邊歇息，我若無其事地干活，并不停地安慰小戰士：“不要怕，千萬別動，也別出聲，沒事的。”嘴上雖然這么說，手里卻捏著一把汗。追趕的保安隊來了，問我們兩個紅軍去哪里了？我們裝著膽怯的樣子，都說沒有見到什么人。他們氣勢洶洶地走進場里，亂翻了一陣，沒有發現破綻，就氣急敗壞地走了。大哥對兩位小戰士說：“好險啊！虧你們命大。”

保安隊走遠后，我們把小戰士叫出來，上下一打量，他們都有傷，行動極不方便。大哥說：“你們這樣走太危險了，就留在這里養傷吧。”因為我們家太窮，那位年紀大點的戰士另找地方去了，我們將年紀小點的戰士領回家，安頓他吃了飯，給他剃頭洗腳，母親用自己織的粗布縫制了新衣服和鞋襪。當他脫下又臟又爛的衣服時，兩腿紅腫，兩腳多處被磨破，正在潰爛，左腳有一處傷口化膿。林周哥從山上采來草藥，給他敷腿治腳，悉心照料。就這樣，他在我們家住了下來。那時，我們兄弟分住在兩處莊院里。他大部分時間住在老莊院，遇到鄉保人員來時，就轉移到新莊去，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查。在我們弟兄的細心照料下，他的傷勢恢復很快，十多天后就能跟林周哥出山放羊，做些零活。別人問到時，我們說是林周哥收養的兒子，因為大哥林周膝下無子，別人就都相信了。一個多月后的一天，小戰士懇切地對林周哥說：“大伯，你們救了我的命，又收留了我一個多月，比我的親爹娘還要親。我無以報答，就讓我叫你一聲‘大大（爸爸）吧！’從今以后我就是你的親兒子！”他淚流滿面地撲到林周哥懷里，再也說不出話來。大哥萬分激動，說：“好！我就是你的親大大，你就是我的親兒子。”為了更好地掩護這位戰士，我們經過商量，給他起名虎路生，寓指在長征路上遇難逢生，莊里鄰居更確信無疑，誰都知道他是我們虎家的后代。后來，他告訴我們：他是四川涼山越西縣人，原名叫郭文海，父親早年去世，兄、姐四人和母親相依為命，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日子。因無法生活下去，大哥上山落草當了“棒老二”（土匪），二哥給人家扛了長工。為了糊口，他9歲就離家給地主干活，受盡折磨和欺凌。后來，聽村里人說，從南邊來了一支隊伍，專為窮人謀幸福，打土豪，分田地，讓窮人過好日子。他盼望早日看到這支隊伍，能夠參加進去為窮人辦事。盼星星，盼月亮，終于盼來了這一天。1935年4月，長征紅軍經過他的家鄉時，他毅然告別親人，參加了紅軍，跟隨長征。那一年他才14歲。9月，在臘子口戰役中左腳被彈片擊傷，行走困難，和八九個傷員一起掉了隊。9月9日，他們在鎮原縣孟家塬西邊三、四十里的農家住了下來，準備休息兩天后繼續追趕部隊。第三天下午，馬鴻逵的騎兵闖進村子，幾個馬家軍突然破門而入，沖進他們所住的莊院，把他們一個個從炕上拉下來，搜查盤問。看他們都是傷員，狠狠揍了每人一頓，揚長而去。他們怕連累老鄉，決定分散隱蔽。他和一位年紀大些的戰士一起找地方養傷。13日中午走到前原村時，發現后邊有保安隊追趕，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們就跑進我們的場里。他雖然住在我家養傷，但心里卻時時想著紅軍，想著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領導窮人翻身求解放的共產黨。

在我家養傷期間，他經常和村里人聊天，給群眾講革命的道理，給孩子教唱“當兵要當我紅軍，處處受到工農的歡迎，長官士兵餉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當兵要當我紅軍，處處受到工農的歡迎，打土豪，分田地，我們窮人得翻身。”1936年秋，西征紅軍解放了鎮原的三岔、馬渠和固原一帶，林周哥托親求友，同我黨地下組織取得聯系，按照郭文海的意愿，送他到駐守在三岔的獨立師，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

1952年，我們互相取得聯系后才逐步知道，他到獨立師后，先給政委李林同志當警衛員。1937年3月以后，先后在隴東分區、延安教導營、警三旅、綏德分區當警衛員、供給部股長，1951年至1952年，任陜西省軍區文干隊、公安縱隊指導員，后任西安市玉祥門汽車站站長。

戰爭年代患難與共，和平時期情誼篤深。他并沒有忘記過去，時刻惦念著我們。1952年與我們取得聯系后，一直書信往還，經常寄錢寄物，噓寒問暖，我們心中感到十分溫暖。從1953年起，大哥林周和三弟倉周先后三次被請到西安，郭文海全家熱情招待，陪同游覽城市，介紹建設成就，并將自己的二兒子郭平安許給林周當孫子，起名郭虎宗，意為我們兄弟的恩情他們三代將銘記在心，永志不忘。1964年，林周哥和三弟倉周同去西安，和文海及其子女合影留念，他讓虎宗站在前面我們兄弟的中間，他站在后邊，以示親近，并在照片上親題“恩人之家”四字，表達了無限的情思。1984年5月，郭文海攜虎宗來孟塬，看望了我們，拜訪了鄉親。以后，每逢春節，他都給我們匯款寄東西。他幾乎在每封信中都提到，他們全家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兄弟的救命之恩，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每次接到來信，我們兄弟都萬分激動。1989年三弟倉周去世，我們沒有告訴他，他于1992年元月三弟忌日之前寄來100元錢，要我們辦好三弟的三周年紀念，并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之意。郭文海對于我們兄弟盡到了最大的孝心，我們也同樣不會忘記。不僅如此，他與我的子侄也親同手足，情重如山。1989年，倉周的兒子、兒媳同去西安，游玩了十多天，他們全家一樣熱情招待，回來時帶了許多東西。他幾次來信，邀我到西安逛一逛，看看城市的變化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因為農活忙，加上年紀大了，耳朵又聾，終未去成。雖然我沒有能去西安團聚敘舊，但在革命戰爭年代彼此結成的情誼常在，長征留下的記憶永存。

（原載于《紅軍長征到慶陽》，此稿系虎儒林口述，張自強、許純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