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下旬，楊重遠、閻紅彥率領的晉西游擊隊和楊琪、師祝杰的商販隊，經過一個多月的千里轉戰，終于來到華池南梁林錦廟（即今林鎮鄉），與劉志丹的南梁游擊隊勝利會合。戰友相逢，分外喜悅，閻紅彥把自己心愛的一把手槍送給劉志丹，以表情誼。陜、甘、晉的三支革命武裝力量在南梁山區匯合，揭開了橋山中段革命武裝斗爭蓬勃發展的序幕。

晉西游擊隊，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領導下，利用蔣、馮、閻軍閥混戰之后，山西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政治危機加劇的時機，在反動統治薄弱和群眾基礎較好的呂梁山區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裝。中共山西省委先后派出曹鴻弼、拓克芳、黃子文等共產黨員，與中共陜北特委派來的楊重遠、吳岱峰、胡庭俊、閻紅彥、白錫齡等同志一起，經過艱苦曲折的斗爭，于1931年4月在山西的孝義、中陽、汾陽三縣交界的大麥郊樓底村辛莊，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又稱晉西游擊隊。拓克芳、閻紅彥先后任大隊長，楊重遠、吳岱峰、胡庭俊、白錫齡先后任副大隊長，黃子文、楊重遠先后任政委，在呂梁山區打出了鐮刀斧頭的紅旗。

在此前后，晉陜之間的煙商武裝（即商販隊）也競相稱雄。僅陜北清澗、安定等縣往返陜北、晉西武裝保護販運鴉片的商販隊伍，就有師祝杰、肖永勝、楊琪、楊鼎等七股，共1000余人。在這些煙商武裝中，有些人與陜北的共產黨員閻紅彥、楊重遠、強龍光、強世清、白錫齡、白雪山、李宗白、馬云澤等有著親戚或朋友關系，經常受到共產黨的教育和影響。劉志丹、謝子長還先后派遣雷恩鈞、楊竹箴等共產黨員到這些商販隊伍中進行了一系列爭取改造工作，使他們同紅軍游擊隊建立了良好的關系，有的也打起紅旗，先后進入呂梁山區，配合晉西游擊隊作戰，給了山西反動統治者沉重的打擊。

晉西游擊隊和商販武裝的崛起，使革命武裝斗爭的聲勢越來越大。山西的反動統治者極為驚恐，1931年秋，國民黨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調集了一個師和一個炮兵團共萬余兵力，采取山山設卡、步步為營、四面包圍、節節逼近的戰術，向晉西游擊隊和商販武裝發動了大舉“圍剿”。晉西游擊隊浴血奮戰，終因敵眾我寡，最后只留下骨干30多人。這時，中共山西省委又遭敵破壞，使游擊隊失去了依靠，粉碎敵人“圍剿”已無可能。于是1931年9月13日，晉西游擊隊在辛關附近的五龍店西渡黃河，轉戰陜北。

在晉西游擊隊渡河入陜前后，曾經進入呂梁山區活動的師祝杰、肖永勝、楊琪、楊鼎等煙商武裝在反動派的重兵“圍剿”逼迫下，由在這些隊伍里工作的共產黨員引導，也先后西渡黃河，返回陜北。在安定縣北部的嶺峪岔，肖永勝、師祝杰部與晉西游擊隊會合，隨后通過共產黨員、謝子長的大哥謝德惠和中共安定縣委書記馬文瑞，找到了中共陜北特委。陜北特委立即派遣強龍光、馬云澤等一批共產黨員，充實加強了晉西游擊隊的領導和戰斗力，并把晉西游擊隊和師祝杰、肖永勝的煙商武裝整編為一個游擊支隊，由師祝杰任支隊長、楊重遠任參謀長。為了維護軍紀，支隊還成立了執法隊，由雷恩鈞任隊長。這個支隊整編成立的第二天，就在玉家灣附近的賀建祠消滅了陜北軍閥井岳秀部鐘寶卿團的一個騎兵排，繳獲了30多支槍和30多匹馬，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瓦窯堡戰斗后，部隊在永坪鎮稍事休整，就抵達延長、延川交界處的雁門關，又和楊琪、楊鼎的商販隊伍相遇。此后在與陜北軍閥部隊高雙城部的激戰中，共產黨員楊竹箴和英勇善戰的神槍手肖永勝不幸犧牲，全軍為之失聲痛哭。楊鼎遂繼任一大隊長，楊琪擔任副大隊長；三大隊長呼成章叛變，由雷恩鈞繼任。接著，游擊隊抵達寧條梁的紅土溝，又與張廷芝部遭遇。在擊潰敵人以后，游擊隊就向陜甘邊界的華池南梁一帶移動，尋找劉志丹的游擊隊會合。至此，這支部隊轉戰陜北，經歷大小15次戰斗，發展到了500多人。劉志丹得知晉西游擊隊和商販隊前來南梁會合的消息后，一邊派劉景范前去聯絡，迎接他們到南梁會合；一邊又派馬錫五到林錦廟一帶動員群眾，籌備糧草，做好迎接會師部隊的準備。隨后，劉志丹率全軍冒雨進抵南梁集結并主動出擊，牽制敵人，使晉西游擊隊和商販隊順利到達林錦廟，與南梁游擊隊勝利會師。

林錦廟會師后，三支部隊共達1000余人，聲威大震。他們舉行了隆重的聯歡大會，當地群眾為游擊隊表演了小演唱。10月30日，中共陜西省委派謝子長來到南梁，和劉志丹一起領導會師部隊，并進行了整編。晉西游擊隊、商販隊編為第一支隊，南梁游擊隊編為第二支隊。劉志丹認為，在當時革命形勢仍然處于低潮的情況下，南梁會師部隊的主要任務應該是積蓄力量，部隊應在南梁一帶活動，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使游擊戰爭有所依托，方能持久進行。同時應利用陜甘軍閥混戰的矛盾，因勢利導，使會師部隊站穩腳跟，并爭取一段時間進行休整，積蓄和擴大革命武裝力量。劉志丹的正確主張得到了謝子長等多數同志的支持。

為了擺脫游擊隊給養沒有來源的困境，并為組建陜甘紅軍創造條件，謝子長、劉志丹立即率領部隊經華池二將川、城壕川，移駐慶陽縣新堡地區進行休整。他們大力開展群眾工作，并積極著手解決部隊面臨的冬衣、供給等困難。這時，駐在鎮原畢梅軒部、固原楊萬靖部、靜寧張應坤部、陜北三邊張廷芝父子兵以及楊虎城、蘇雨生軍閥部隊四面包圍之中的隴東軍閥陳珪璋，在平涼為謀生存和擴大地盤，正在千方百計地為自己拉勢力，遂派人商談收編南梁會師部隊。經過認真討論研究，隊委會成員一致同意謝子長和劉志丹提出的借軍閥陳珪璋擴充實力之機“借水養魚”的建議，決定在保證獨立自主前提下，暫時接受陳珪璋收編，濟急軍需、生息力量。謝子長和劉志丹從麻痹敵人、利用矛盾、爭取時機、休整部隊的策略出發，即派出馬云澤、劉約三前往平涼，在保持南梁會師部隊獨立自主的原則基礎上，同陳珪璋進行了談判，并達成下面六項協議：南梁會師部隊的番號定為隴東暫編十三師警備騎兵第二旅，暫住慶陽新堡一帶；謝子長任旅長，劉志丹任副旅長兼參謀長，楊重遠任參謀主任，馬錫五任軍需主任；撥給過冬軍衣鞋帽1000余套，軍餉3000余元；撥給修槍造槍工具15馱，修械工人20余名；撥給西藥一馱，軍醫、護士兩名；派陳部警衛團團長劉寶堂前往新堡典驗會師部隊。

這次整編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建軍原則，只是把會師部隊原來的支隊、大隊、中隊建制，改成了團、營、連的編制。在團的中共支部之下，營設有教導員，連設有指導員，部隊仍置于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保持著堅強的政治工作體系。謝子長、劉志丹、楊重遠、馬錫五等組成的旅部，形成了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其下轄第一團團長師祝杰，黨支部書記馬云澤；第二團團長由劉志丹兼任，黨支部書記劉約三。第一團所轄第一營營長閻紅彥，教導員閻潤平；第二營營長楊鼎，教導員胡庭俊；第三營營長雷恩鈞，教導員程玉清；第四營營長白錫齡，教導員黨永亮。第二團所轄第一營營長趙連璧，教導員白冠武；第二營營長楊培盛，教導員楊龔叔；第三營營長唐青山；第四營營長賈生才，教導員邵德章。每營轄四個連。劉寶堂草草例行了一下典驗程序，即宣告整編結束，部隊遂投入了緊張的訓練。由于陳珪璋送來了40余大車軍需物資，缺乏軍裝、軍費等困難迎刃而解，士氣更加旺盛。

新堡整編結束后，謝子長和劉志丹為了加強會師部隊的內部團結，靈活運用黨的聯合一切反蔣力量的統戰政策，借慶祝整編大會餐的機會，舉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會，參加換帖的有謝子長、劉志丹、楊重遠、閻紅彥、劉約三、雷恩鈞、白錫齡、程玉清、師祝杰、楊琪、楊培盛等18人。劉志丹親筆寫的“金蘭譜”說：“我弟兄志投意洽，結為金蘭，在中國革命戰線上共同奮斗，始終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離等情，天誅地滅。”這個“金蘭譜”言簡意明，既包含個人感情，又有明確的政治內容和斗爭方向。這次拜把子香堂大會對增強會師部隊的團結是十分有利的，對團結改造率部投向革命的商販隊、民團和饑民武裝首領人物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這18人中間，除個別人外，多數人實踐了“在中國革命戰線上共同奮斗，始終不渝”的誓言，有的為黨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赴湯蹈火英勇捐軀，有的數十年為革命艱苦奮斗屢建功勛。

南梁會師部隊經過在新堡地區一個多月的休整，政治和軍事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此期間，謝子長、劉志丹領導部隊深入開展群眾工作，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發動群眾抗捐抗稅抗租，還打了幾家土豪，給窮人分了糧食、浮財，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這樣，就完全保持了這支革命武裝的獨立自主和革命性質，使陳珪璋企圖將南梁會師部隊變成軍閥統治工具的陰謀未能實現。于是，在劉寶堂返回平涼后不久，陳珪璋即調集一個營的兵力，向新堡周圍集結，妄圖“圍剿”瓦解這支革命武裝。謝子長、劉志丹對陳珪璋的反革命陰謀早有警惕，他們當機立斷，乘敵人沒有完成包圍部署之際，率部從新堡出發，在慶陽柳村塬殲敵兩個連，徹底粉碎了陳珪璋先是“收編”繼而“圍剿”的陰謀。接著，謝子長、劉志丹率領一團的一、二、四營，沿子午嶺西側迅速轉移到正寧縣月明塬北柴橋子村，與先期南下部隊會合。會合后，根據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共中央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新形勢和陜西省委的決定，把南梁會師部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近千名紅軍指戰員，在子午嶺山麓舉起了工農革命武裝斗爭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