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萬倉

文學是時代的鏡子，更是時代的良心。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中說，文學上的創作只要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預定的目的。然而我們于創作時，如果把我們內心的活動，十分存在意識里面的時候，我們是很容易使我們的內心活動取一定方向的。

包維范的小說集《三毛書記》，與成仿吾的《新文學之使命》不謀而合。

文學的意義不光是引導讀者關注某一現象或某一歷史階段的事件，更是為了進一步剖析人性，用人性的特點去反映世界、民族、時代的面貌，讓讀者思考現實的存在和未來的走向。文學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因為時間的消逝而消逝，隨著時間流逝反倒成為歷史的重要印記。

包維范筆下的人物，是活生生的歷史，是走到讀者面前的歷史，是在不斷提醒讀者照照鏡子的歷史。照鏡可以正衣冠，讀史方能知興替。歷史不能曲解，小說可以拓展，歷史說不出的話語，小說可以表達。

包維范駕馭小說的筆觸，大膽潑墨，盡情寫意，書寫了一幅小說的荷塘月色圖——“青荷蓋綠水，芙蓉披紅鮮。下有并根藕，上有并頭蓮”。

夏志清說沈從文，“最能表現他長處的，倒是他那種憑著特好的記憶，隨意寫出來的景物和事件。他是中國現代文學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他能不著痕跡，輕輕地幾筆就能把一個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類的微妙感情脈絡勾畫出來。”

包維范的小說，在寫人敘事方面，深得沈從文之妙，憑借他的經歷和記憶，構建人性世界的復雜與幽深。在批判人性生命力萎縮、道德淪喪和欲望物化的同時，張揚生命形式的自然合一、人間真情的至善至美和強大的社會自愈能力。

他以理性的眼光發現，新文學之所以能成為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是基于人的覺醒，基于啟蒙精神。這是包維范的深邃之處，也是《三毛書記》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