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劉志丹領導發動“太白起義”，建立了南梁游擊隊。1931年10月20日，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與楊重遠、閻紅彥領導的陜北游擊支隊在南梁林錦廟（今華池縣林鎮）勝利會師。會師后，革命武裝發展到700余人，并迅速占領華池的二將川、城壕川、悅樂川等地。

為加強對兩支隊伍的領導，11月初，中共陜西省委派謝子長來到部隊。謝子長向部隊傳達了中共陜西省委關于整頓部隊、建立紅軍以及向關中一帶移動，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肅正寧一帶發展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隊委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胡廷俊、白錫林為委員。

對于省委的指示，部隊領導成員一致擁護，認為部隊內部確實存在紀律松散和成分不純的問題，應當整頓。但當務之急是解決部隊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難，以穩定部隊。為解決游擊隊給養困難的問題，為組建陜甘紅軍創造條件，謝子長、劉志丹率領部隊移駐慶陽縣新堡地區進行休整。

此時，陳珪璋正在擴充勢力，謀求發展，游擊隊便以陳部第十一旅的番號，駐防甘肅慶陽縣新堡一帶，得到了一批軍需物資。12月中旬，陜西省委又派榮子卿來到部隊，傳達省委關于整頓部隊的指示：根據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形勢和西北地區革命形勢的變化，會師部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南下關中地區，創建平原根據地。并批評部隊的行動是“單純軍事投機”“與土匪混合”，嚴令部隊脫離陳珪璋部南下，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擊隊和陜北游擊支隊按照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離開新堡、悅樂，沿子午嶺西麓南下，途中擊潰陳珪璋部兩個連的阻擊。1932年1月初，部隊到達正寧縣北柴橋子村。當時正寧地區長期遭受兵災匪患，加之國民黨地方官府的殘害壓榨，許多群眾深受其苦，生活極端困難。謝子長、劉志丹帶領南梁游擊隊和陜北游擊支隊來到正寧縣月明塬柴橋子村的時候，由于隊伍才建起不久，裝備低劣，服裝不統一，常受土匪掠擄的當地百姓，見兵如見賊，攜老扶幼，挑擔趕牛，逃得無影無蹤。整個村莊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一些人家因為走得急，竟連門都沒顧得上鎖。老百姓因對紅軍不了解，人心惶惶，不少青壯年及富戶逃離家園，躲在山溝梢林里。時值隆冬天氣，滴水成冰，在未做通群眾思想工作之前，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主要領導教育部隊露天宿營，不進農戶，不進廟院，不動群眾一草一木。并安排人四處張貼安民告示，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安定民心。通過宣傳教育，群眾很快對紅軍有了了解，逃離在外的人們紛紛返回家園，主動騰出地方，打掃衛生，讓部隊居住。

在建立了群眾基礎后，謝子長主持召開了全體軍人大會。會上，中共陜西省委代表榮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軍”正式成立，謝子長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楊重遠任參謀長。同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西北反帝同盟軍委員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榮子卿任委員。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北紅軍第一次鮮明地打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旗幟。西北反帝同盟軍下轄兩個支隊：第一支隊由原陜北游擊支隊改編，支隊長師儲杰，編為3個大隊和1個警衛隊，第一大隊隊長閻紅彥；第二大隊隊長楊鼎，副隊長吳岱峰；第三大隊隊長雷恩鈞，副隊長陳玉清；警衛隊隊長白錫林。第二支隊由原南梁游擊隊改編，支隊長劉志丹，參謀長朱理凱，軍需馬錫五，亦編為3個大隊和1個警衛隊，第一大隊隊長趙連璧，副隊長劉景范；第二大隊隊長楊培盛，副隊長白冠五；第三大隊隊長賈生財，副隊長谷聚山；警衛隊隊長劉丕杰。兩個支隊共約700余人。在兩個支隊中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以保證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

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大會上，舉行了授旗儀式，由中共旬邑縣特支代表第五伯昌授旗。謝子長、劉志丹、榮子卿在大會上講話。會場群情振奮，掌聲雷動。會后，西北反帝同盟軍移駐正寧三嘉塬，整訓待命。

西北反帝同盟軍是九一八事變后，西北地區成立的第一支由黨領導的高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旗幟的革命武裝，有力地策應了全國各地掀起的抗日救國熱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部隊到達三嘉塬不久，閻紅彥去西安匯報工作返回，帶回《古田會議決議》《中央蘇區情況》《紅軍制度》等小冊子。部隊認真學習《古田會議決議》和其他游擊戰爭文件，劉志丹、謝子長經常討論研究，并把《古田會議決議》精神多次向部隊作了傳達和解讀?！豆盘飼h決議》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了糾正的方法，給這支新成立的部隊以思想上的武裝和行動上的指南。

在駐三嘉塬期間，部隊中晚上有人出去搶東西，劉志丹、謝子長聞訊后，決定整訓部隊，學習中央紅軍游擊戰爭和部隊政治工作經驗，執行中央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根據部隊實際情況，提出十大紀律，要求全體指戰員嚴格執行。整訓期間，謝子長、劉志丹經常深入貧苦農民當中，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率領西北反帝同盟軍開展打土豪斗爭。西北反帝同盟軍給長期遭受兵匪侵害和地主惡霸壓迫的正寧人民留下良好印象，播下了革命火種。

經過一個多月的整訓，健全了各項制度，使官兵提高了認識，加強了部隊的思想建設，提高了部隊的作戰能力，為后來建立陜甘紅軍、開展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