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子長是西北紅軍和陜甘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一位杰出的軍事指揮員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是西北人民熱愛的革命領袖，在西北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黨中央和毛澤東對謝子長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曾先后三次揮筆題詞，稱贊謝子長同志：“民族英雄”“雖死猶生”“前仆后繼打倒人民公敵”并親自為他撰寫了碑文。謝子長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僅有38年，從事革命有十個年頭，其中的五年是在慶陽度過的。慶陽是謝子長從事革命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

一、清澗起義后，率余部到南梁播下革命火種

1927年10月12日凌晨，清澗起義的槍聲打響。15日，起義部隊南下延川、延長，會合起義的另三個連。19日占領宜川，起義部隊發展到1700多人。 后遭敵重兵圍攻，經過兩個多月的浴血奮戰，起義部隊突破敵人的重圍，到達韓城西莊僅剩300余人。

12月30日，根據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起義部隊打出了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的旗幟，唐澍、謝子長等組成了新的軍事委員會，唐澍、謝子長分別任正副總指揮。決定經宜川、延長到清澗、保安一帶群眾基礎較好的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部隊在宜川城激戰傷亡重大，向西北撤退。行至延長之交口鎮，又遭敵重兵圍剿。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被迫向陜甘邊山區的保安、慶陽前進。 一路上，敵人前堵后截，加上寒冬臘月，部隊減員很多。1928年1月，游擊隊到達甘肅慶陽南梁的豹子川時，只剩下29人。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唐澍、謝子長決定，人員分散隱蔽到群眾中去。盡管困難重重，但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到之處，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動老百姓一草一木。退居南梁豹子川后，寒冬臘月，缺吃少穿，靠打獵和采集野果充饑，戰士們寧肯自己野外露宿，也不打擾老百姓，寧肯吃野菜野果，也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吃了用了老百姓的東西，都照價付錢。給南梁一帶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紅旗的游擊隊真是好人的隊伍！他們也曾聽過時任副總指揮的謝子長作過這樣的宣傳：“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時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論走到哪里，都要愛護他們，給他們辦好事，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

歷時三個多月的清澗起義宣告失敗了，起義雖然失敗，但在南梁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留下了革命的影響。直到1932年底紅軍陜甘游擊隊在北上奔襲保安失利后，退居南梁時，老百姓仍知道紅軍總指揮就是五年前打紅旗的老謝，知道這支隊伍是為貧苦人打江山的！

二、太白遇險與子午嶺結下生死之緣

1928年初清澗起義失敗后，謝子長回到西安，向中共陜西省委匯報了情況。隨即又被黨組織派到洛南三要司許權中旅工作，同唐澍、劉志丹一起參加領導了西北歷史上有名的渭華起義。

1928年8月，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渭華起義同樣在敵重兵圍困下遭到失敗。西北工農革命軍總司令唐澍壯烈犧牲，謝子長被中共陜西省委派回陜北從事武裝斗爭。

這次，謝子長取道隴東回陜北。謝子長刻意走這條路回陜北，是為了對隴東的風土人情做進一步的了解。他打扮成做皮貨生意的商人，頭戴禮帽，身穿長衫，從西安動身，十來天時間，就趕了六七百里路，來到了合水縣境內的太白鎮。太白鎮雖說是子午嶺山中的一個小鎮子，卻是陜甘兩省的交通要道，敵人盤查嚴，謝子長把隨身帶的盒子槍藏在一棵大白樺樹下，住進一家客店。不料，晚上卻被抓進民團團部。

那里，早擺好了陣勢： 一根大繩吊在二梁上，下面是條老虎凳，旁邊的火盆上一根烙鐵燒得發紅。任憑敵人吊綁拷打，謝子長一口咬定自己是經商的。敵人用烙鐵將謝子長的臀部烙得沒一處是好的，幾次被打昏用冷水潑醒，他還是不改口，敵人氣得無可奈何。

謝子長被太白民團酷刑拷打的消息被太白鎮一名姓李的商人很快帶到了百里外的保安縣城永寧山。當時在保安縣任教育局長的共產黨員劉約三連夜找人救出了被拷打得奄奄一息的謝子長。遍體鱗傷的謝子長被送到保安縣金頂山共產黨員曹力如家和蘆子溝劉志丹、劉約三家養傷。他百余天傷愈后，回到家鄉安定農村，開展地下斗爭。

謝子長這次在太白鎮遇險，經受了一次生死考驗。這次考驗磨煉了他為革命視死如歸的意志。事后他說：“革命就會有犧牲，怕死就不要搞革命。為革命視死如歸，死了也是光榮的！只有不怕死，才能把革命搞到底！”這次隴東之行，使謝子長同子午嶺結下了生死之緣。他對子午嶺的山川地形等有了了解，也激發了謝子長的革命豪情和信念：有壓迫就有反抗！壓迫愈重，反抗愈烈。敵人的殘酷剝奪和壓迫，正為爆發革命造就了土壤和氣候。天時、地利、人和，子年嶺山區真是塊鬧革命的好地方！

兩年后的1930年10月1日，就在謝子長遇險的這個太白鎮，劉志丹率部智殲隴東民團軍二十四營，掀起了陜甘邊武裝斗爭的序幕，這就是有名的“太白收槍”。

三、在隴東從事兵運工作

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相繼失敗以后，中共陜西黨組織將工作重心轉為開展士兵運動和秘密組織農民群眾斗爭。謝子長從1929年到1931年這三年多時間，主要從事兵運工作。這期間，他奔走隴東，為創建革命武裝做準備工作。

謝子長為了進行兵運工作，派出一批革命同志到慶陽民團軍譚世麟部秘密活動，“借水養魚”，以便爾后建立正式的紅軍。

1930年夏天，我黨掌握的武裝力量進駐慶陽與陜北交界的三道川。為了便于落腳，謝子長在譚世麟部掛了個隴東民團軍直轄三團團長的頭銜。團部設在三道川里的水泛臺。謝子長帶領共產黨員馬云澤等20多人住在這里。劉志丹任該團一營營長，下屬四個連，駐在三道川的張家溝門。共產黨員閻紅彥、雷恩均帶著收編的楊庚武部的周維祺營，編為二營，駐在三道川的齊家陽坻。

當時，同到三道川駐防的還有土匪出身的小軍閥張廷芝，此人原為蘇雨生十六團的團長，駐軍平羅。平羅兵敗后，張廷芝帶領他的20多名親隨投靠了譚世麟，被譚任命為直轄二團團長。張廷芝用美人計收買了周維祺，又設鴻門宴，繳了閻紅彥的槍。隨后，突襲三道川，先后襲擊了謝子長的團部和劉志丹的營部，史稱“三道川事變”。

謝子長在這次事變中，又險些遇難。他當時在水泛臺團部聽見槍聲，走出探詢情況時，張廷芝的騎兵已沖到眼前。幸好敵騎兵不認得謝子長，還以為這個穿著樸素便衣的小個子是個老百姓，便喝道：“謝浩如（謝子長當時用名）在哪里？”謝子長隨口答道：“在里邊，快追！不然就跑了！”乘機跳下溝脫了險。

“三道川事變”，使謝子長、劉志丹辛苦聚集起來的武裝力量，又喪失殆盡。 （摘自《西北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