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陜甘紅軍部隊。袁鵬飛?繪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是由黨中央授予正式番號，在中國西北地區最早建立的一支正規的紅軍部隊。中共中央指出：“陜甘邊蘇區與紅二十六軍的創造，燃燒起了北方蘇維埃的火把！”^①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陜甘邊區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陜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指出：“應該清楚的提出：在積極地開展當地的游擊運動中，創立新的紅軍的隊伍及陜甘邊蘇維埃區域的任務。”^②6月下旬，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在討論建立北方蘇區議題時，會議專門研究了陜西工作，確定立即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8月25日，中共陜西省委又作出決議，明確提出：“在新勝利中創造陜甘邊新蘇區，成立英勇的紅軍第二十六軍。”^③按照中央和陜西省委的《決議》指示精神，陜甘邊區黨和游擊隊立即投入到緊張的籌建紅二十六軍的艱苦斗爭中。

　　12月18日，劉志丹、謝子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南下陜西耀縣照金地區，開辟新根據地。部隊行進至淳化縣境內時，接到陜西省委要陜甘游擊隊開赴宜君(今旬邑縣)轉角鎮休整待命的指令。此時，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員和中共陜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來到部隊駐地耀縣衣食村。12月22日，杜衡主持召開陜甘游擊隊全體黨員大會。會上，杜衡首先宣布黨中央、陜西省委關于改編陜甘游擊隊為紅二十六軍的指令，接著大講一通“全國大好形勢”，在肯定了部隊的英勇戰績后，他聲色俱厲地列舉劉志丹、謝子長和閻紅彥等人的所謂錯誤，給其扣上“梢林主義”“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省委正確路線”等大帽子，堅稱必須徹底改組領導班子，當場宣布撇銷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的職務，強令他們離開部隊去上海中央局受訓。^④23日，杜衡又在楊家店子主持召開游擊隊指戰員代表會，對劉志丹、謝子長等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作出開除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黨籍和軍籍的錯誤決定。結果，對于改編陜甘游擊隊為正規紅軍，指戰員無不衷心擁護，但對于強加給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游擊隊負責人的罪名并要撤職調離的做法，大家除了困惑不解，更多的是不滿和反對。特別是多年跟隨劉志丹、謝子長的老戰士，在朝夕相處、并肩戰斗的艱苦歲月里，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深知劉志丹、謝子長等對黨忠心不二，對杜衡的決定表示強烈不滿，不少戰士找劉志丹、謝子長訴說憤怒和不平，強烈要求撤銷對劉志丹等領導的處分。劉志丹、謝子長以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顧全大局，對戰士們曉之以理，讓大家服從黨的決定，勸大家千萬不能鬧事，穩定了部隊的軍心和情緒。迫于壓力，杜衡被迫撤銷了開除劉志丹等人黨籍軍籍的處分，調整處分決定為：謝子長留黨察看三個月，閻紅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責令謝子長、閻紅彥即刻去上海中央局受訓。后來，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實真相，撤銷了杜衡給謝子長、閻紅彥的錯誤處分決定^⑤。

　　24日，陜甘游擊隊開拔到宜君縣轉角鎮(今屬旬邑縣馬欄鎮)，在此舉行了紅軍改編儀式。由于“左”傾冒險錯誤的指導，陜甘游擊隊南下韓城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失利，部隊由1500人銳減為200余人，無法實現中央《決議》提出的首先組成一個師的要求。杜衡只好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一個團，作為紅二十六軍的骨干。改編過程中，杜衡大搞宗派主義，為排擠陜甘游擊隊領導人進入紅二團領導層，提出“團長不能從原指揮員中產生”，“必須在班長和戰斗員中產生”，須先經黨員大會提出兩個候選人，由政委確定其一，再經軍人大會選舉產生。規定排以上干部必須從班長和戰士中選舉，并由政委任命產生。此外，杜衡還把楊重遠、吳岱峰、楊琪以及排以上干部的槍全部沒收，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選舉共舉行了兩次，一次是在黨內選舉，一次是由軍人大會選舉。黨內選舉提出兩個候選人：中隊長曹勝榮和步兵大隊班長王世泰。劉志丹、謝子長以高度的黨性原則，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全力影響部隊服從省委的決定。謝子長還從黨的利益和部隊建設的實際出發，建議把劉志丹留在部隊^⑥。

　　對出任紅二團團長一職，王世泰自感能力不勝任，在任命前找杜衡表示堅決不當紅二團團長，理由一：一直是戰士、班長，沒有指揮大部隊作戰的本領和經驗；理由二：理論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盤、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能力。杜衡聽后大怒，不容分辯地說：“這是黨的命令。”王世泰說：“不管黨的命令不命令，反正我干不了。”杜衡又給王世泰做工作說：“你的團長是黨委研究的，民主選舉的，不干怎么能行？”王世泰考慮了一下說：“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長這兩個老司令留下一個才行。”杜衡不懂軍事，也怕軍心不穩，部隊不好掌握，問王世泰：“你看留下誰合適？”“留志丹。”因為謝子長也提議留下劉志丹。杜衡最后只好把劉志丹留下來，但不讓他管軍事，給了個政治處長的職務。

　　選舉后，杜衡正式宣布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六軍第二團，并當場拿出由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署名的紅軍番號任命書^⑦。

　　接著杜衡以軍政委名義任命紅二團各級領導：團長王世泰、團政委杜衡(兼)、團參謀長鄭毅、團參謀處長楊重遠、團政治處處長劉志丹、團經理處處長劉約三、團管理處處長楊琪、團黨委書記汪鋒、共青團團委書記師克壽；紅二團下轄三個連，步兵連連長李亞夫、指導員李秉榮、騎兵連連長曹勝榮、指導員張秀山、少年先鋒隊隊長王有福和指導員魏武。

　　會后，王世泰又找劉志丹談：“你了解我，打仗行，帶部隊不行。讓我當團長，不是那塊料。”劉志丹笑著說：“邊干邊學嘛。你打了幾年仗，總還是個老兵吧。我要不走，會幫你的。”^⑧這樣，才給了王世泰以極大的鼓勵和支持。

　　紅二團建團伊始，全團200余人，槍150余支，戰馬60余匹，還有部分刀矛。會后，劉志丹留在了紅二團，謝子長、閻紅彥則被強令離開部隊去上海“受訓”。

　　紅二十六軍成立后，劉志丹以革命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恩怨和職位高低，積極幫助王世泰開展工作。他為紅軍起草了《政治工作訓令》《參謀工作制度》《紅軍紀律》《訓練方案》《戰略戰術教材》等制度，盡一切可能來維護部隊的團結。遇到戰斗，則精心協助團長、參謀長擬定作戰計劃，指揮作戰，爭取打勝仗，減少損失。由于劉志丹的崇高品格和出色工作，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參謀長”。

　　紅二十六軍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革命運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給國民黨反動當局在西北的代表勢力極大的震懾，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的政治影響，讓陜甘大地上的勞苦大眾看到了爭取翻身解放的希望，更加堅定了廣大軍民戰勝一切反動勢力的信心和決心，為陜甘革命斗爭走向勝利樹起了一面鮮艷的旗幟。紅二十六軍成立以后，就開始肩負起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的重大使命。

完

　　①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八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頁。

　　②《中共中央關于陜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陜甘邊蘇維埃新蘇區的決議》，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頁。

　　③《中共陜西省委關于粉碎國民黨四次“圍剿”創造陜甘邊新蘇區及紅二十六軍的決議》，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頁。

　　④王世泰：《回憶紅二十六軍紅二團》，劉鳳閣、任愚公主編：《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下)》，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頁。

　　⑤中共旬邑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旬邑歷史(第一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

　　⑥王世泰：《陜甘邊根據地的武裝斗爭》，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頁。

　　⑦王世泰：《陜甘邊根據地的武裝斗爭》，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310頁。

　　⑧王世泰：《劉志丹與陜甘邊根據地》，《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頁。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