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但義舉本身是有風險的，有時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因此，見義勇為并非一句道義那么簡單，受益者如果只是“大恩不言謝”，令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則著實令人心寒。

　　不久前，xx省xx市xxxx法院就審理了這樣一起案件。19xx年出生的沈某某，見義勇為施救落海者吳某某，但未能施救成功，自己卻不幸身亡。事后，沈某某母親黎某某將事發現場被他人救起的落海者吳某某訴至法院，索賠百萬余元。xxxx法院一審判決吳某某補償26萬余元，雙方均上訴至xxxx中級人民法院。

　　記者近日從某中級人民院獲悉，二審認為一審判決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維持原判。

　　目前，二審判決已生效，因吳某某怠于履行，黎某某已向xx法院遞交了強制執行申請書。

　　原告因兒子見義勇為身亡索賠

　　20xx年x月x日晚上x時左右，吳某某家庭經營的某某漁船回港停泊在謀港內，因漁船停泊地與碼頭有一段距離，船員上下船需要小船接送，吳某打電括讓沈某某去碼頭接人，沈某某答應后隨即駕駛謀號小船去接吳某某。

　　當沈某某駕駛的小船靠近漁船船尾時，吳某某不慎落入海中，一邊撲騰一邊大喊“救命”，沈某某見狀立即跳入海中施救，但因天黑、水冷、退潮等原因，沒有施救成功。

　　其間，鄰近的某號船的船工聽到呼救聲后立即過來施救，并將吳某某先救起，后再去尋找沈某某時已不見人影。

　　當時有人發現后報警，某邊防所等部門開展施救打撈，但未找到沈某某。

　　20xx年x月x日，某邊防所出具沈某某失蹤證明。x月xx日，某派出所出具原告之子死亡戶籍注銷證明。

　　20xx年x月xx日，經某鎮政府舉薦，沈某某跳海救人之舉被xx縣公安局認定為見義勇為行為。

　　20xx年xx月xx日，xxx政府發文對沈某某見義勇為的行為進行了表彰，沈某某獲“20xx年度xx縣見義勇為個人”記三等功。

　　沈某某母親黎某某年過七旬，痛失愛子后，精神備受打擊，將吳某某訴至xx縣法院，要求其補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損失等各項費用共計100余萬元。

　　黎某某認為，自己的兒子見義勇為施救被告而亡，致使原告老年喪子，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痛苦，被告作為獲救的受益者，竟然不聞不問，其所作所為有違公民基本道德，也與法律相悖。

　　于是，20xx年x月，黎某某委托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向xx縣法院提起訴訟。

　　被告辯稱雙方系運輸合同關系

　　在法定期限內，被告吳某某作書面答辯稱，沈某某家所有的某某號小船是專門從事載客、裝貨的經營性船只，沈某某是駕駛人員，被告是乘客，雙方之間形成運輸合同關系，沈某某對被告有安全保障義務。

　　吳某某在該答辯意見中稱，被告遇險的直接原因是沈某某違反安全常識，在捕撈漁船的船尾接乘客，導致被告遭遇風險，沈某某后續施救只是對自身過錯的止損行為。此外，沈某某未穿救生衣、無駕駛資格等。被告系被附近船舶的船員所救，沈某某的救助無果，不存在被告是受益者。被告無力進行人道主義補償。被告并保留向船舶所有人及沈某某的遺產繼承人主張賠償的權利。

　　吳某某認為，原告作為沈某某的家屬，可以獲得政府部門的相關補償。作為普通公民在聽到呼救聲后跳海去救助的行為值得肯定，但是沈某某在船上沒有配備相應的救生設備等才是發生意外的重要原因。無論如何，如果被告承擔過重的責任，被告將向船主進行追償。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在法庭上，吳某某辯稱，沈某某的死亡系意外事件，自己并非侵權人，沈某某的施救行為也并非是自己獲救的唯一原因，沈某某在其中的作用是不確定的。

　　吳某某還認為雙方之間存在運輸合同關系，沈某某違反安全原則在船尾接客，駕駛的船只也不適合在夜間航行。綜合以上因素以及自身家庭狀況、個人身體狀況，她愿意在自己的受益范圍內向沈母補償10余萬元。

　　法院認定受益人應負補償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為沈某某的行為是否符合見義勇為的法律關系或界定沈某某與被告之間是否屬于運輸合同關系。

　　經法院審理，吳某某提供的現有證據無法證明運輸合同關系。

　　辦案法官介紹說，運輸關系一般通常有書面合同約定，或者體現在相應的乘用票據等，而本案中無法體現該方面的證據，現有證據僅是被告的自我陳述，但其也沒有說到相關的費用，被告稱一般在某港內運輸小船均是接送到達付款，被告與沈某某均相認識，當天晚上是屬于義務接送或者有償，現已不得而知，被告所稱的交易習慣也無證據予以證明，因此，被告所稱的運輸關系，從現有證據來說難以支持。

　　“即使是被告所稱的運輸關系，但運輸合同也未得到履行。”辦案法官分析說，本案中沈某某的船上沒有被告乘坐，也就無履行運輸合同的安全保障義務。被告落入海中系其自身原因所致，故沈某某發現被告落海后跳入海中去救被告上船，系沈某某自愿實施，而不是其法定義務，也不是其先前的運輸合同關系的延伸義務，其行為應當認定為見義勇為，雖沈某某未能將被告救起，但其實施救助被告的行為，為被告稍后被他人所救也取得了時機，故該見義勇為的行為值得表彰和宣傳，相關政府部門對此作出決定應予支持。

　　法院判決認為，鑒于沈某某施救被告之舉認定為見義勇為，現沈某某已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告在沈某某的救助行為后雖被他人所救，但其作用依然不能否定，見義勇為并不是一定要取得相應的成果，其本身弘揚的是該種行為，是為他人提供了安全保障的精神所在。

　　辦案法官說，“亡者已去，被告作為因沈某某的救助行為受益人，其對亡者的家屬應作補償，既慰沈某某之靈，更是對見義勇為者的一種獎勵和安撫，故原告作為沈某某的母親提出被告補償的請求，其理由正當，符合法律規定，本院對此應予支持。”

　　鑒于受益人的補償責任，應當從受益人的經濟狀況綜合予以確定，且補償責任與賠償責任系兩個不同法律關系，其責任強度也不一樣，該種補償是適當而為之。

　　法院認為，吳某某在本案中的不慎落海，未盡到自身注意安全的責任，救助發生在冬季的海中，被告對此存在較大的過錯，自身應當承擔較大責任。從現有被告家庭經濟狀況來看，被告家庭雖為普通漁民，但有用于生產經營的漁船，占有股份達49%，有較大面積的住房，經濟狀況尚可。基于上述各種因素即考量適當的補償、被告的過錯及經濟狀況，結合原告主張的補償項目，xx縣法院酌情判決吳某某補償各項費用25萬余元，另補償精神撫慰金1萬元，共計26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