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梁蘇維埃政府成立——土地分配方案

　　南梁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習仲勛被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為蘇維埃政府主席，全盤負責陜甘邊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對于至關重要的土地改革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摸底，按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和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決議案》等有關文件精神，結合邊區實際，習仲勛與其他同志共同制定、頒布了《土地法》，主要內容是：“依靠貧農，鞏固的團結中農，區分富裕中農，不與富農混淆，反對富農，消滅地主(沒收地主一切土地)，按人口與勞動力的混合原則分配土地”，“劃分成分，先由貧農團通過，再經全體農民大會通過，再分土地”的土地革命原則。根據這些相關規定，邊區政府按照各農戶的主要生活資料來源及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農民中劃定階級成分，沒收地主財產，一部分充公，一部分分給貧苦農民，富農則只沒收出租的土地，在分配時優先照顧紅軍家屬。

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

　　針對“群眾對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興趣，而對于打土豪，分糧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糧、款和租子，則很感興趣”的實際情況，為完善土改政策，習仲勛等同志經過認真研究，還制定、頒布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土地改革的八項政策：(1)沒收地主及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參加勞動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3)中心地區分土地，邊境地區則不分;(4)田、苗一齊分;(5)沒收地主富農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給沒有地沒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農、貧農和中農; (6)紅軍家屬分好地，具有分地的優先權;(7)階級劃分以生產資料的來源和剝削或被剝削的程度決定;(8)爭取與改造流氓參加生產。這些政策從陜甘邊區的實際出發，符合貧苦農民的需要，深得民心。土地革命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豪紳地主威風掃地，人民群眾揚眉吐氣。當時，陜甘邊區經濟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生產落后，人民生活貧苦。為鞏固土改成果，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要實行了以下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保證民生;建立流動倉庫，分散儲藏;對群眾不“動員”糧食，也不“歡迎”糧食;靠收買軍糧供應軍隊;財、糧主要取之于豪紳、地主，并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成立牧場，養豬養羊等措施。

　　根據南梁蘇維埃政府的土地分配方案，土改工作首先在華池縣開始試行，年底又在赤安、甘泉、合水等縣進行了土地分配試點，到1935年春(除游擊區外)，大部分地區開展了土地分配工作。各區都成立了土地委員會，各鄉、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員，土地委員的主要任務就是組織和發動貧雇農，調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況，丈量核實土地面積，組織和領導群眾分配土地和財產。那時候邊區沒有資本家，只有地主、富農，所以，當時主要就是沒收地主及富農封建剝削部分的土地分給雇農、貧農和缺少土地的中農，同時給地主家中參加勞動的成員留一定數量維持基本生活的土地。紅軍家屬有分好地的優先權，規定凡是家在蘇區的紅軍戰士，都保證分給土地。川臺地按應得土地的農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戶劃塊。先分臺地，后分山地，青苗隨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據地的中心區域進行的，而在邊沿區域仍然執行的是打土豪、分財物的政策。通過調整地主的土地，有力的調動了廣大貧苦群眾生產的積極性，邊區的糧食得到了很大的滿足。土地革命在陜甘邊的華池、慶北、新正、新寧等縣全面鋪開，有力地動員了廣大民眾，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

　　1934年12月中共關中特委派人到寧縣領導土地分配工作(新寧、新正當時屬陜甘邊第三路游擊區，歸關中特委直轄)，在月明塬韓家窯成立了新寧縣土地委員會，從1935年2月起，逐鄉開展土地分配工作，在當時所轄9個鄉中，僅有西坡、梁掌兩個鄉因馬鴻逵部“圍剿”未能完成土改工作。當時分配土地的辦法基本是按南梁政府的方針進行，將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農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均分，人均約20畝左右，分田時優先照顧貧雇農，并給地主一定土地，多余土地留作“公田”，由政府掌握。除了分田外，還分了地主的牛羊、農具和其他浮財。農民分到土地后，由縣土地委員會頒發給土地證書，上面寫明分給某某戶土地塬地(或川地)若干畝，并注明土地的四界。到1936年底，陜甘根據地的合水、赤安(屬陜西)、甘洛(屬陜西)及正寧的大部地區也普遍地實行了土地分配，在革命政權較穩固區基本上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盡管在分配土地中因各種因素制約，還存在一些不足，但各處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進行，使得農村的封建勢力遭到了沉重打擊，廣大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據1938年1月統計，在華池柔遠區第三鄉56戶上升戶中，有28戶是在土改中分得田地的貧雇農。

　　在分配土地的過程中，習仲勛領導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及時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制定并發布了《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劃分階級的新標準，規定了豪紳、地主兼商人，游民無產者，宗教職業者，紅軍戰士中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當白軍團丁的分子及其家屬，逃跑的群眾、反革命分子等特殊問題的處理辦法，領導廣大群眾正確地開展了土地革命斗爭。1936年，依據農戶經濟狀況，按雇農、貧農、中農、富裕中農、富農、地主等分類重新劃分了階級成份。由于當時根據地新生政權堅強，加之民眾發動充分，所以很快形成縱橫三、四百里的陜甘邊蘇區的土地革命斗爭高潮。

　　四、習仲勛領導的土改是擴大、鞏固陜甘邊根據地的重要保證

　　以習仲勛為代表的陜甘邊根據地的土地政策，充分體現了革命的首創精神和邊區政府無產階級政權性質，初步消滅了農村中的剝削關系，解決了根據地大多數貧苦農民的土地問題，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偉大目標，保證了邊區的黨政軍的供給。陜甘邊根據地的土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貧苦農民支持革命、保衛和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對鞏固和擴大根據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廣大貧苦農民因為分得了土地，從事實上認識到紅軍、游擊隊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就從各個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這是南梁革命根據地能夠生存發展的社會基礎。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大大地提高了廣大群眾反封建斗爭的積極性，啟發了他們的政治覺悟。為了保衛根據地，同時也是保衛他們自己通過斗爭所獲得的革命成果，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投身于各種革命活動中去，籌款籌糧、出工出力支援紅軍去打擊敵人，還把自己的親人送去當紅軍。農民還組織起了游擊隊、赤衛軍等自己的武裝，同地方的反動民團進行斗爭，阻止偽政權向當地派糧派款，為革命根據地的鞏固作出了巨大貢獻。

　　“由于生產的發展和群眾生活的改善，南梁一帶的農戶也多起來了。原來這一帶人家少，地多得種不過來。以后橫山、靖邊、三邊一帶的農民相繼遷來的很多，如荔園堡原來只有5戶，以后就逐漸增加到20余戶，大都是根據地建立以后遷來的。”“白馬區劉家坪居民常元祥，原籍是榆林人，因生活不能維持，所以于1919年連家逃到該區，真是家貧如洗，每年男女老少幫助人家做工，但仍各人顧不住各人。自從革命后分配了土地牲畜等，所以到現在土地有百十坰，牛驢有5頭，馬一匹，羊80多只，糧食除吃以外并有儲糧，他的兒子也人校讀書。”當時蘇區所到之處，是一派燒契約債據，斗地主，分土地的繁忙景象。“進行了土改工作的地區，滿足了貧苦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他們的革命積極性十分高漲，許多青壯年紛紛要求參加游擊隊、赤衛隊，投入反圍剿斗爭，殺敵立功。楊家塬鄉的李積發一次就帶了七八名青年要求參加赤衛軍，徐得福等許多青年農民主動報名參加了紅二十六軍。”

　　習仲勛等領導的陜甘邊根據地的土地改革，為擴大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奠定了可靠的群眾基礎，使陜甘邊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不但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抗日戰爭提供了出發點，還為以后陜甘寧邊區乃至全國的土地革命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成為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舊址

　　作者：溫金童、閆慶生

　　溫金童，隴東學院政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閆慶生，隴東學院黨委書記。

　　【選自】

　　《紀念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文集》，中共甘肅省委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溫金童，隴東學院政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

　　閆慶生，隴東學院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