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山起義

橫山起義，也稱榆橫起義，是解放戰爭初期，發生在陜西榆林橫山地區國民黨駐軍中的一次較大規模的反蔣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是在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下，由習仲勛同志親自策劃和組織實施的，它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習仲勛的革命生涯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頁。

?

1945年8月，經過8年浴血苦戰，全民族的抗戰終于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在全國人民載歌載舞歡慶勝利，期望國共兩黨繼續合作，致力于建立自由、民主新國家的時候，國民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統治集團卻在緊鑼密鼓地調兵遣將，積極準備發動全面內戰，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中央和毛主席確定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政治方針，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制止內戰的爆發，同時要求全黨提高警惕，堅決粉碎蔣介石的內戰陰謀。

毛主席要求各個解放區黨政領導在加強戰備的同時，重視統一戰線工作，重視對國民黨軍隊的分化瓦解工作。10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建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決定在中央軍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設立“國軍工作部”，以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宣傳和策反活動。

此時。習仲勛剛從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崗位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的職務。他接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后，立即通知秘書長張德生召開西北局統戰部干部會議，親自傳達中央指示，并對陜甘寧邊區如何貫徹中央指示進行了周密的部署。

1934年，習仲勛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圖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

?

陜甘寧邊區一直處于國民黨部隊的包圍之中。它的南面是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的20萬大軍，西面是馬鴻逵的兩個騎兵師，北面是國民黨晉陜綏邊區指揮部及其所屬第二十二軍和保九團，東面則是滔滔黃河，與晉綏解放區隔岸相望。當時的陜甘寧邊區有22個縣的建制，150萬人口，兩萬多軍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形勢非常嚴峻。

習仲勛是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對邊區及其周邊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在分析形勢的時候指出：敵人的力量和裝備都比我們強，但是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特別是我們有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揮，我們是能夠打敗敵人的。為了保證自衛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發動群眾，做好戰備工作，同時要根據中央最近的指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特別要加強對國民黨部隊的策反工作。他進一步著重就如何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統戰策反工作作了具體細致的分析。他說：從周邊形勢來看，北線是敵人的薄弱環節。那里駐扎的是國民黨的第二十二軍和保九團，都是國民黨的“雜牌軍”，與蔣介石和胡宗南有矛盾。“雜牌軍”內部也有矛盾，而且封建意識濃厚，從井岳秀(辛亥革命以后派駐陜北的鎮守使，第二十二軍的創始人)到現在的左協中(第二十二軍軍長)，一直是以鄉情、親情為紐帶，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和他們有過較好的統戰關系，現在我們要盡可能保持這種關系，并且要沖破他們的封建意識，利用他們和蔣介石、胡宗南的矛盾，對他們進一步做工作，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特別是那些具有愛國思想的官兵，和我們站到一起，反對蔣介石，反對內戰，反對榆林地區的親蔣分子和特務分子。這項工作做好了，對我們粉碎蔣介石、胡宗南的進犯是非常有利的。

會議經過討論作出決定，由西北局統戰部和綏德地委統戰部具體負責對榆林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抽調關中分區干部師源擔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協助和加強對榆林國軍的策反活動。會后，習仲勛又派延屬地區專員曹力如和綏德地委副書記劉文蔚北上榆林，與胡希仲取得聯系，了解榆林上層具體情況，特別是第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陜北保安指揮官胡景通和副指揮官胡景鐸兄弟的動態，以便爭取和策動他們在適當的時候舉行反蔣起義。

胡景通和胡景鐸是著名愛國將領、舊民主主義革命家胡景翼將軍的胞弟，排行為五、為六，人稱“胡老五”“胡老六”；胡希仲則是胡景翼的兒子，人稱“胡大少”。胡景鐸和胡希仲年齡相差無幾，他們與習仲勛不僅是富平同鄉，而且曾在立誠學校同學，青年時代在一起參加過革命活動，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后來他們雖然各奔東西，但仍不絕書信往還。胡景鋒和胡希仲兩叔侄思想進步，早有投奔邊區參加革命隊伍的愿望，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黨組織曾指示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國民黨部隊中，借重胡景翼的影響，為抗日進行統戰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他們先后回到了富平，率領部屬和家鄉子弟干余人北上榆(林)橫(山)地區，暫棲國民黨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將軍麾下，胡景鐸受任陜北保安副總指揮，胡希仲受任晉陜綏司令部參議。他們的目的是要投奔陜甘寧邊區，參加革命。他們到達榆橫之后即與習仲勛秘密聯系，希望得到習的支持和幫助，所以習仲勛派遣曹力如和劉文蔚帶著他的親筆信去榆林與胡希仲見面。

胡希仲向曹力如和劉文蔚報告了榆林國民黨上層動態。他說：八十六師是第二十二軍的主要力量，新任師長徐之佳是軍統特務，是蔣介石派來監視鄧寶珊并進行反共活動的主要人物。鄧寶珊將軍目前對國共紛爭抱觀望態度，尚無公開反蔣跡象，而他五叔胡景通是聽命于鄧寶珊的，現在策動他們舉行起義的條件尚不成熟。而胡景鐸則不同，他既已表明了堅決反蔣的態度，又在他的部隊中秘密聯絡了一批進步分子，隨時準備投奔邊區。因此，由胡景鐸發動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請習仲勛速派人去橫山縣波羅堡(陜北保安指揮吝贓地)與胡景鐸聯系。

曹力如和劉文蔚把他們了解的情況向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當即決定把對北線國軍的策反重點放在胡景鋒身上，并派師源去波羅面見胡景鐸。

師源與胡景鋒也是老同學、老朋友。故友相逢，無所不談，雙方很映達成了一致。胡景鐸明確表示，他決心跟共產黨走，他的一切行動聽從習仲勛同志的安排，并請習仲勛同志幫助他早目加入革命隊伍。師源完成使命后即回綏德。

橫山起義的發動地——波羅堡

?

習仲勛親自到綏德聽取了師源波羅之行的詳細匯報。隨后，他又召集綏德地委常委會議，共同研究如何幫助胡景鐸起義的問題。習仲勛在會議上對策動胡景鋒起義的意義和起義準備工作，作了詳細分析與說明。他說：毛主席對我們北線工作非常重視，目標是解放榆橫，為邊區自衛戰爭得更多的回旋余地。現在我們統戰工作的重點在波羅，把那里作為策反的突破口。胡景鐸這個人思想比較進步，是可以相信的，我們要繼續做工作，給他提供幫助，爭取他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起義過來。這件事情辦好了，可能影響很大，有利于我們徹底解決北線問題。習仲勛指示師源再去波羅與胡景鐸商議，在他的部隊里建立黨的組織，作為起義的核心力量，再從邊區派一批政工干部和軍事干部到他的部隊，為起義作準備。他說，我們的方針是“建黨建軍，準備力量，長期隱蔽，待機而動”。

1946年整個夏天，按照習仲勛的部署，從綏德到波羅，圍繞著胡景鐸起義展開了頻繁的秘密活動。

5月間，由習仲勛介紹，經黨中央批準，胡景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胡景鐸的要求，入黨日期定于7月1日。

接著，中共中央西北局討論了胡景鐸提出的黨員發展名單，批準李振華、姚紹文、張亞雄、許秀歧、李振英、楊漢三、魏茂臣等同志人黨，入黨日期定于8月1日。與此同時，由邊區延屬分區和綏德分區抽調的40多名軍政干部，以各種不易被敵特察覺的方式進入波羅、石灣等陜北保安團駐地，由張亞雄、李振英等地下黨員“合情合理”地安排到各個連隊，秘密進行宣傳和聯絡工作。

6月底，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原、東北、華北、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等各個解放區發動進攻。

陜甘寧邊區周圍的形勢更加緊張起來。胡宗南在南線加緊調集兵力，把戰車推向邊區門口，同時命令北線的部隊向邊區進攻，企圖對邊區形成南北夾攻的態勢。但當時，胡宗南還有六個師遠在河南和陜南，一時不能到達進攻邊區的前線，因而短時間內還無力對陜甘寧邊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在習仲勛向毛澤東匯報邊區戰備情況和對北線敵軍進行統戰工作情況的時候，毛澤東指示他：抓住時機，進一步加強對北線敵軍的統戰工作，同時集中兵力組織北線戰役，用軍事與政治相結合的辦法解決北線問題，以便集中力量對付胡宗南的進攻，并為邊區自衛戰爭擴大回旋余地。

習仲勛深刻理解毛澤東的這一重大決策。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集西北局常委會議，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集中討論了策應胡景鐸起義和組織北線戰役的問題。會上大家一致同意習仲勛同志的分析，即榆橫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力量比較薄弱，但與胡宗南互相配合，南北呼應，是對我后方的嚴重威脅；特別是橫山縣內的石灣、高鎮、武鎮等地，是敵二十二軍和陜北保安指揮部的前哨據點，像插進我邊區的幾把刀子，戰時將直接妨礙我軍在陜北的活動。因此，策應橫山起義，組織北線戰役，消除北線國軍對我的直接威脅，進而為解放整個榆橫地區創造條件，這對于邊區自衛戰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我們對榆橫敵軍的統戰工作已經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鐸為首的進步力量已經表明了堅決反蔣和積極靠攏我黨的態度，在其部隊里已經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組織和發動武裝起義的條件基本成熟，加上我們把接應工作做好，成功的把握很大。但是，整個形勢是敵強我弱，加之榆橫地區的情況十分復雜，我們要對組織起義和接應起義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想得多一些，行動計劃應十分周密。會議經過討論提出了三種行動方案：第一，在解放軍的支援下，力爭橫山起義取得全部勝利，勝利后乘勢奪取榆林，徹底解決北線問題；第二，起義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還不能對榆林組織有效的進攻，就先解放無定河以南地區，使榆林失去西南屏障，待條件許可時再進攻榆林；第三，起義一旦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胡景鐸立即撤出原防，率領他的骨干部隊進入邊區，邊區予以接應。

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習仲勛與司令員賀龍

會議還作出了兩項相應的決定：一是由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副政委張仲良負責北線戰役的準備，支援和接應橫山起義；一是派西北局統戰部范明處長到綏德，準備去波羅與胡景鐸協商起義的具體計劃。

8月下旬，習仲勛作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司令員賀龍去晉綏解放區指揮作戰)，與王世泰、張仲良等軍事領導干部舉行會議，按照花石砭會議精神，討論了北線戰役的部署問題，成立了北線戰役作戰指揮部，由王世泰和張仲良分別擔任正副指揮，負責制訂作戰方案，指揮作戰。

會后，習仲勛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呈遞了一份有關北線戰役的方針和計劃的書面報告。毛澤東于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針去做。”

北線戰役的計劃得到毛澤東批準后，習仲勛立即到綏德檢查戰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并指派范明帶上他的親筆信去波羅會見胡景鐸，傳達黨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并就武裝起義的具體計劃當面商定。

中秋剛過，胡景鐸在他的家里接待了習仲勛派來的、扮作立誠中學教員的范明。他們素昧平生，但卻一見如故，談話很快切人正題。范明向胡景鐸傳達了黨中央對目前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基本方針，西北局關于發動橫山起義的決定和基本方案。在講到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內戰，中國革命還將經歷一段困難的時候，胡景鐸堅決表示：“我們就是要在黨和革命尚有困難的時候參加革命，決不做蔣介石的一杯黃土；如果在革命形勢順利的情況下參加革命，或者在自己不得已的時候才起義，那還有什么光彩?”胡景鐸明確表示了舉行起義的堅定意志，并完全同意西北局關于橫山起義的方針和方案。

【作者】李鳳權，陜西渭南人，生于1930年。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黨的建設研究會顧問，陜西老教授協會、老年科教工作者協會、陜甘寧邊區革命史研究會成員。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教學研究工作。著有《胡景翼傳》《橫山起義》等書，習仲勛、屈武、馬文瑞等先后為其作品題寫序言。

?

【選自】《在西北局的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