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54年,在羅馬的北非領地塔加斯特城的一個平民家庭中,一個男嬰誕生了。男嬰在襁褓時未受洗禮,長大以后最初信奉的是摩尼教,然而,在接觸了有關基督教的書籍以后,他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

　　386年的一天,他好像頓悟了,對朋友說:“我看到主站在我的面前,還有一個小男孩,那一定是天使,他要我讀使徒保羅的書,他唱著:‘拿著,讀吧!拿著,讀吧!’我感到有一道明亮的光射進了心房,驅散了心中的一切疑團。”朋友滿臉疑惑地看著他,他停頓了一下,神色凝重地宣布了一個改變自己一生的決定:“我想要接受洗禮,我要全心全意地獻身給主。”第二年,他接受了權勢顯赫的米蘭大主教安布羅西為他主持的洗禮,從此投身基督教會,并成為最有權威的基督教神學家。由于他對基督教教義學說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世俗統治者和教徒們在他的姓氏前面冠以“圣”字來表示尊敬。他就是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354年—430年)。

　　奧古斯丁著作繁多,影響最大的是他耗費十三年的精力,嘔心瀝血寫成的《神國論》(又名《上帝之城》)。此書是集中反映奧古斯丁政治法律思想的一部曠世巨作,奧古斯丁在書中系統地闡釋了自己的神學思想,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神國和俗國”“神法和人法”的劃分。

　　奧古斯丁首先闡述了自己對上帝的認識。他認為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最高的真、善、美,是真理本身,是萬物之源,他說:“上帝至高、至尊、至能,無所不能；至仁、至義、至隱,無所不在；至美、至堅、至定,但又無從執持,不變而變化一切,無新無故而更新一切。”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把世界上的事物分為兩部分,即“永恒存在的事物”和“非永恒存在的事物”。前者是承受神意的、善的事物,因而能夠永生,后者必須服從前者,才符合“造物主法則”或上帝的“計劃中的目的”。正是以“永恒存在的事物”和“非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相互區分為基礎,奧古斯丁提出了“神國和俗國”“神法和人法”的概念。

　　“神國”和“俗國”

　　奧古斯丁首先在自己的國家觀中論證了“神國”和“俗國”的對立。到底什么是“神國”和“俗國”呢?奧古斯丁這樣說道:“這兩種國的興起,是本于兩種愛好。俗國起于愛一己,而憎上帝。神國則起于上帝,而憎一己。前者只以人們求光榮,而后者則以虔求上帝為無上光榮。所以,前者的光榮在于本身,而后者的光榮在上帝。”可見奧古斯丁這里所謂的“神國”并不是指基督教所宣揚的極樂境地——天堂,而是由仰賴上帝恩典的選民所結合而成的共同體,具體來說,就是由基督教會統治或者基督化的王國。

　　在奧古斯丁的眼中,最好的、真正的神國模式應當由基督教會直接統治,這種神國是永恒的、絕對的。次一等的神國則是由接受了基督教的世俗統治者所統治的國家,也就是神國化了的世俗國家,但是這種模式的神國不具有永恒不變性,更不具有絕對性,奧古斯丁認為把基督教尊為國教的羅馬帝國就可以算是這類的國家。他聲稱,國家絕對不能離開基督教會,否則就會淪落為“俗國”。“俗國”是由被上帝放逐的罪人集合而成的共同體,具體說來就是不服從神意的人建立的國家,如異教國家或不信教的國家。奧古斯丁強調,兩種國家性質不同,其價值和前途也各異。“神國”是“千年之國”,高于“俗國”,神國匯聚了善良和美德,是光明和永存的；俗國充滿了罪惡,則是黑暗和短命的。很明顯,奧古斯丁的“神國”和“俗國”論,旨在拔高基督教會的地位,使教會能夠絕對地、永遠地凌駕于一切現實中的國家之上。

　　“神法”和“人法”

　　從“永恒存在的事物”和“非永恒存在的事物”這個大前提出發,奧古斯丁還在法律觀上闡明了“神法”和“人法”的區分。他借鑒了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尤其是西塞羅的自然法理論,并加以神學主義的發揮,提出了“神法”(“上帝的法律”或“永恒法”)和“人法”(國家的成文法律以及國家認可的風俗習慣)。他認為,“神法”是上帝創立的,是根本的、永恒的,是絕對正確的公理,因為“只有最高的上帝,才最明白對人的犯罪施行適當的懲罰”。“神法”具有絕對性和原則性,但在運用時又是靈活的,能夠因時、因地制宜,他說:“天主的法律一成不變,不隨時間空間而更改,但隨時代地區的不同而形成各時代各地區的風俗習慣。”“人法”則是“神法”的派生物,必須要體現和符合“神法”的要求,奧古斯丁強調:“如果人法不是人們從神法中得來,那么人法中就沒有一條條文是公正或合理的。”不公正或不合理也就是非正義的,而“法律如果是非正義的,它就不能存在”。奧古斯丁所稱的“神法”,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教會法,可見他的一系列主張都是為了維護基督教會的神圣地位而服務的。

　　奧古斯丁的這種以神學為基礎的政治、法律思想,傳播了基督教會的學說和教義,鞏固了教會的權威,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的“神國”論,作為中世紀發端的理論,長期獨占地統治著基督教的思想陣地。奧古斯丁的著作是基督教的思想寶庫,無論是對羅馬天主教,還是對后來的新教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