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陽網訊（作者廖德凱：系媒體評論員）提高立法和立規的可操作性，關鍵在于明確政府在解決留守兒童現象中的責任。只有將政府的責任明確化，才有可能制訂出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規，真正改善留守兒童現狀。

????據媒體報道，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規《浙江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中，新增“留守兒童保護”專門章節，提出構建全社會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救助保護機制。

????今年年初，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提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意見。按照國務院的《意見》，各級各地政府部門此前均出臺了相應的實施辦法，不過，這些地方性的政策措施多以行政規章為主，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浙江等地通過立法保護留守兒童權益，邁出了重要一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過，無論是此前各地的地方行政規章，還是此次浙江等地的立法，相對來說都還屬于“柔法”。究其原因，還在于各級的立法和行政規章的可操作性不強。

????客觀來說，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缺乏可行性操作和具體保護細則，包括近期新制訂的法規也仍存在這一問題，與發達國家對兒童的相關保護法律有不小差距。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留守兒童現象與發達國家沒有相似性，國外兒童保護屬于針對常態下的“靜態”進行有針對性立法。我國的留守兒童現象主要與經濟現象掛鉤，是在市場經濟發育完善階段由地區性的巨大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所引起，并伴隨著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而不斷變化。市場經濟下人口的流動性與公共服務政策的缺口之間矛盾沖突，導致留守兒童現象成為獨有“景觀”。在這樣的條件下，當前的立法實踐和地方行政規章缺乏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

????正因如此，國外的立法經驗可以借鑒，但一些專家眼中的“成熟經驗”無法真正指導我國的留守兒童保護立法實踐。比如，有專家建議，借鑒美國等經驗，設立“危害兒童安全罪”，監護人將未滿12周歲的未成年人獨自留在家中或者類似其他場所，將構成此罪。這樣的法律規定將監護人的責任法律化、具體化，有利于保護留守兒童。但是，我國的情況非常復雜，父母外出務工，本身就是承擔家庭責任的一種方式，甚至是相當重要的方式。在無法給父母創造就近就業機會和條件的情況下，輕易給這些父母戴上刑罰的籠頭，既不公平也不合國情。

????但是，國情的特殊性并不是立法和地方規章提出空洞概念、無具體措施的理由。提高立法和地方規章的可操作性，依然是立法推進留守兒童權益保護工作的關鍵所在。從當前情況看，國務院提出從家庭監護、政府責任、教育任務、群團組織、財政投入等5個維度著手，建立完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但各地方的立法和行政規章，并沒有太多的實招，最終變成了沒有約束力的“倡議”。

????筆者認為，地方立法和行政規章要提高可操作性，核心還在于將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進行明確，而不是鎖定家長的責任。從理論上來說，家長特別是父母的作用無可替代，但在當地缺少就業機會和就業條件的情況下，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且隨遷子女入學又如此困難的情況下，無論政府和法律如何要求他們陪伴子女，但為了改善家庭經濟條件，他們可能也只有“做不到”三個字。如果不正視這個實際，我們的立法和規章不是為父母子女的團聚創造條件，而是直接粗暴地要求父母做到相關要求，恐怕規定越是具體，越是難以操作。

????因此，提高立法和立規的可操作性，關鍵在于明確政府在解決留守兒童現象中的責任。比如，為務工人員提供相應條件，為務工人員一家團聚打好基礎；給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務；給留守兒童更多的生活、學習、心理關愛。只有將政府的責任明確化，正視當前經濟發展和城鄉差距實際，才有可能制訂出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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