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有關毛澤東生平與思想研究的著作、文章,述及青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工作的經歷時,大多說他“在北京大學旁聽”過。例如,《毛澤東早期文稿》附錄的《毛澤東生平大事簡表》,在說明毛澤東參加了北京大學1919年1月25日成立的哲學研究會、出席了北大2月19日召開的新聞學研究會改組會并成為會員后,接著提及毛澤東“在京期間,經常去北大旁聽一些重要課程”。《毛澤東年譜》則有這樣的記載:“1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毛澤東參加了哲學研究會,并旁聽北大的課程。”《青年毛澤東》一書也說“毛澤東在工作之余還時常到北京大學課堂旁聽,并加入了北大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這里所說的旁聽,顯然不是指毛澤東參加兩個學會的學術活動、利用假日或工余時間的聽演講,而是意味著毛澤東去旁聽正式學生所學的課程。

　　說毛澤東“旁聽”北大課程有所本。例如,董樂山所譯的《西行漫記》就是這么說的。《西行漫記》原書名為《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董樂山將該書英文版譯出,并改書名為《西行漫記》,以上海復社的名義出版。在《西行漫記》中,對毛澤東在北大“旁聽”課程是這樣記述的:“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然而,經與英文原文核對,這里的“旁聽”明顯是翻譯錯了。斯諾書中的原文是:I joine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Journalism Socie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ttend class in the university. 這句話中,to attend class根本沒有旁聽的意思。該句正確的譯文應是:“我參加了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為的是能夠到大學的課堂聽課。”

　　毛澤東這里所說的聽課,具體而言不是指作為旁聽生聽課,他不是旁聽生。北京大學當年的招生和辦學方式是,“除招收正式學生外,還可以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和選科生”。“旁聽生、選科生優秀者后來還可轉為正式生,一樣發給畢業文憑”。此外,“還有大量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這些非在校學生也不少,上課時“注冊部給安排的教室,常常臨時不合用”。不過,從1921年起,旁聽生不得改為正式生。北大招生都得經過考試,辦理入學、注冊手續(開始也有未經考試辦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成為旁聽生的)。按北大的規定,無論是正式生還是旁聽生,都得繳一筆不菲的學費。因此,當年到北大讀書的主要還是富家子弟,廣大貧苦百姓的孩子大都與此無緣。

　　毛澤東1918年8月到北京,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進北大,而是為主持湖南學生申請赴法勤工儉學。在毛澤東心目中,發展新民學會的事業比上任何一所大學更重要。因從《新青年》上得知華法教育會號召中國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新民學會干事會就討論此事,并一致主張赴法勤工儉學。干事會推舉蔡和森、蕭子升“專負進行之責”。蔡和森先行啟程,于1918年6月25日到北京后,拜訪了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并經楊介紹認識了蔡元培校長。蔡和森6月30日致信毛澤東,特轉達楊昌濟的想法:“兄事已與楊(昌濟)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蔡和森還說:在見過蔡元培校長后,他覺得自己和毛澤東、蕭子升“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7月,蔡和森又致信蕭子升,希望他與毛澤東從速到京。

　　毛澤東與蕭子升、羅章龍等湖南學生24人于1918年8月19日抵北京后,即分散租住。毛澤東等8人住在離北大不遠的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安定后,毛澤東便為赴法勤工儉學事奔走。此前,兼任華法教育會中方會長的蔡元培與書記李石曾同意為湖南青年先辦三處留法預備班,分設在北京大學和河北保定、蠡縣,后又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開辦半工半讀的留法預備班。10月6日,毛澤東同蔡和森等到保定,迎接第二批準備赴法的湖南青年。10月10日,毛澤東送蔡和森等人去蠡縣布里村,隨后與蕭子升返回北京統籌勤工儉學事宜。11月初,毛澤東到長辛店了解留法預備班情況,并向機車車輛廠的工人作調查,建議辦工人夜校等,后又幾次去過該地。

　　毛澤東的行程表明,他在北京最初的三個月內,主要精力放在社會活動這個大課堂,沒有遵師命準備參加北京大學的正式生或旁聽生入學考試。而蔡和森在給蕭子升的信中已講明,大學招生報名時間在7月25日“截止”,“請電話通知”想報考北大的羅章龍,故與毛澤東同行的羅章龍在動身到京之前已經報名,后考入北大預科。時年25歲的毛澤東可能不想讓農家父母為他上大學增添經濟負擔(北大一個學年的最低費用在120元以上),況且他母親已是重病在身。同時,毛澤東厭惡學校辦學方式的不足,更主張不受拘束的自由研究。他不僅和蔡和森一樣缺少財力,同時也可能認同蔡和森后來這樣的說法:“不但本國學校無進之必要,即外國學校亦無進之必要;吾人只當走遍各洲,通其語文,讀其書報,察其情實而已足。”作為有志青年,毛澤東喜歡鉆研哲學,后來甚至把做新聞記者作為自己的職業選擇。剛好北大新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他即抓住機會報名參加。后來他又參加了新成立的哲學研究會。毛澤東參加這兩個學會,“為的是能夠到大學的課堂聽課”,吸取新知。

　　由于在京生活不易,毛澤東急需找個工作。校長蔡元培幫他在北大圖書館謀了個閱覽室書記的職位,月薪8元。1918年11月,北大圖書館從馬神廟藏書樓搬到沙灘紅樓一層,毛澤東即到圖書館第二閱覽室上班,工作是“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的姓名”,管理天津的《大公報》、北京的《國民公報》、上海的《民國日報》等15種中外文報刊。根據北京大學檔案館留存的工資發放冊,毛澤東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后簽收了3個整月的工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3個月時間內,白天不可能有時間去“旁聽”——以未經注冊者的身份去“偷聽”北大的正式課程。而新聞學研究會的講座不是北大的正式課程,而是學會單獨的活動,并且它收取會費:校內會員每人年納會費現洋6元,校外會員年納現洋12元,分三期繳納。它和現在的收費培訓班有些類似。新聞學研究會改選后不久,蔡元培特地聘請《京報》社長邵飄萍擔任導師,每周一和周三的晚上由徐寶璜主講新聞原理,每周日上午由邵飄萍主講辦報細則、采訪技能等報業實務,每次講授時間為一小時。新聞學研究會講課的時間安排也表明,它的活動是利用工余時間。

盡管條件艱苦,但毛澤東每逢周日上午和周一、周三晚上,堅持聽新聞學講座。邵飄萍1918年11月3日“第一次到會正式講課”,毛澤東對他印象深刻。因為邵飄萍不僅有豐富的報紙出版、新聞采訪等業務知識和經驗,又樂善好施,在毛經濟拮據時給予接濟。1919年10月16日,開辦一年的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舉行結業典禮,為這一期的55個學員頒發結業證書。遠在湖南的毛澤東未能出席典禮,但蔡元培為他頒發了“得聽講半年之證書”。毛澤東在新聞學研究會學習的時間也差不多有一個學期,名符其實。

　　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后毛澤東亦參加了該會的活動,但這都與“旁聽”北大課程無關。其實,斯諾書中有關毛澤東生平自述的部分,汪衡曾經翻譯過,譯文先在《亞細亞》(Asia)上刊出,并于1937年由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以《毛澤東自傳》為書名出版。汪衡譯本的有關譯文基本符合斯諾著作的原意:“我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借此能聽大學里的課程。”可惜該譯本在1930年代影響不大,2001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再版后影響也不大。近幾年,一些報刊傳媒又將青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傳說成這樣:他既是北大圖書管理員,又在北大“旁聽”,并且還是北大“旁聽生”第一人。雖然“三人成虎”,越傳越“真”,但其中破綻百出。說到底,青年毛澤東在北大“旁聽”過的誤傳,其源頭是由董樂山的《西行漫記》誤譯所致。

　　(胡為雄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