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如何評價陜甘根據地

據新華社報道：對于陜甘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毛澤東有過兩次評價。一次是１９４５年２月，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時，毛主席說：“陜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我說她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另一次是同年４月，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主席再次強調：“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長征時期唯一存在的較穩固根據地

陜甘革命根據地作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較為完整和穩固的根據地，是紅軍得以在此落腳的先決條件。這塊根據地之所以能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堅持下來并發展壯大，是因為：

——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在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過程中，強調學習井岡山經驗，抵制“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干擾，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西北實際相結合，按照客觀情況決定政策、獨立處理重大問題，發揮人民戰爭優勢，根據具體情況采取靈活機動戰略戰術，使根據地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革命武裝不斷發展壯大。

——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陜甘根據地的革命者堅定不移走群眾路線，深入細致地做群眾工作，始終和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堅決支持，劉志丹被譽為“真正的群眾領袖”、習仲勛被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敵人統治分散薄弱。陜北地處偏遠，地瘠民貧，國民黨蔣介石對陜甘蘇區并不重視，沒有像對待南方各蘇區一樣發動大規模“圍剿”。在主力紅軍到達之前，國民黨及其他軍閥部隊也曾進行過幾次“圍剿”，但規模大的也就只有幾萬人。

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紅軍長征是在無法打破國民黨重兵“圍剿”的不利形勢下，為了生存而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

新的落腳點在哪里成為各路紅軍，特別是中央紅軍需要探索和回答的主要問題。

黨中央做出落腳陜北根據地的決策，經歷過一段周折。

中央紅軍最初計劃到湘西同紅２、紅６軍團會合。湘江戰役后，面對張網以待的敵人重兵，決定轉兵貴州，在川黔邊地區創建新蘇區。遵義會議后，改變以黔北為中心創建根據地的計劃，決定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區創建根據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才在兩河口會議上做出了北上創建川陜甘根據地的決定。

中央紅軍早就知道陜北有紅軍，但是對于陜北根據地的詳細情況知之甚少。如果陜北紅軍沒有穩固根據地，經過艱苦長征的中央紅軍又怎么立得住腳呢？

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到達哈達鋪后，從繳獲到的幾份報紙上了解了陜北的情況。報紙提到，陜北有幾十個縣都被“赤化”了，那里的紅軍及地方武裝加起來達到了數萬人。同時，考慮到陜甘根據地北連毛烏素沙漠、東有黃河天險、西臨六盤山，有利于紅軍擺脫四面受敵的被動局面，并且距蘇聯和外蒙古較近，因此，黨中央最終做出了落腳陜北的決策。

抗日斗爭的前進陣地

１９３５年５月，駐華日軍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并調集大量軍隊入關，１１月策動漢奸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制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蔣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顧，一方面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并接受日本“華北特殊化”要求，民族危機更加嚴重，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另一方面繼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鎮壓抗日救國運動，調集重兵繼續“清剿”紅軍，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在此背景下，黨中央和紅軍落腳于緊鄰華北的陜甘根據地，使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抗日救國”由“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政治主張，變成了現實的軍事部署，使黨和紅軍在政治上占據了主動，贏得了全國人民特別是資產階級和地方實力派的理解支持，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陜北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投身偉大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和前進陣地。

近代以來，南方是中國革命的中心，陜甘根據地的創建實際上只是南方革命風暴中心的漣漪。但當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相繼到陜北落腳后，中國革命的重心就相應實現了由南方向北方的轉移。此后經過東征西征戰役，陜甘革命根據擴大為陜甘寧邊區。黨中央以陜甘寧邊區為指揮中心和戰略總后方，在統一戰線旗幟下，領導各個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對日斗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這里制定，人民軍隊從這里出發。黨和人民軍隊贏得了更廣大人民的支持，人民軍隊也在對日作戰中不斷成長壯大為能夠同國民黨軍隊全面抗衡的武裝力量。

(作者:李赟 馬藝 李兵峰)